书籍简介
首章试读
总序 1959年9月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来到北京师范大学，就读于历史系本科。1964年本科毕业的同时考取了本系研究生，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，并于1967年毕业。在随后的十几年中，我离开母校到外地执教。1981年5月，我回到阔别许久的母校，跟随白寿彝先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。先生已经辞世，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长在。 回想起来，在过往的岁月中，有四十多个年头，我都生活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怀抱之中。老师、同学、同事，还有许多学生，都曾给予我教育、鼓励和帮助，令我始终心存热情和动力，不曾冷却和减退。此时我想到的这些，是因为即将出版的这部文集，在很大意义上是我对学校的汇报，对老师、同学、同事和学生们的汇报，对学术界朋友们的汇报，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一次学术总结。在这篇序文中，我想着重讲讲我对中国史学史认识和探索的发展过程。 从理论上讲，我的专业始于1964年大学毕业步入研究生学习的阶段。但实际上，我的学术生命当始于改革开放的年代。1978年，当我在《吉林大学学报》上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习作《唐代史学和唐代政治》时，那种激动的心情，我想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学术工作者，才有真切的感受。 我的治史之路，就是从这里起步的，而落脚点就是唐代史学。 我从1973年起讲授中国古代史，而对唐代历史关注更多一些。1977年，在白寿彝先生的鼓励下，我决定回到中国史学史这个研究领域。经过再三考虑，我把唐代史学作为起步阶段的研究对象。具体的研究方法包含三个步骤：第一是作“唐代史学编年”，目的是了解唐代史学发展的梗概，而其间意外的收获是积累了二三十个问题；第二是撰写专题论文或短评、札记，这是“学步”的过程；第三是对唐代史学做整体性把握并写出专书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间，唐代史学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。例如： 唐初史家群体一举撰成八部“正史”的宏大气势；刘知幾所言“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”的精辟论断，以及他的“史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