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十年。 西元1884年。 自从8月登上基隆外海这个小岛开始,我就对时间失去了概念,每天都差不多,明明我们是身处这场战争的最前沿,法国军舰时常在我们面前经过,可我们就是紧张不起来,我们打不着他们,他们也懒得来理会我们,这种状态真是太诡异了,让人觉得自己随时会发疯,我们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,抚台的幕府是不是把我们忘了,法国人到底在干些什么,朝廷议和了没有,战事进行怎么样了? 所有这些疑问都需要岛上渔民陈有福大爷和他的两个儿子,大仔和小仔,驾着渔船,利用清晨和傍晚的掩护,从法国军舰眼皮下悄悄通关,带出我写给营务处和全台总粮台的信件,而回信和申请的物品往往需要几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收到。 这样断断续续的联系,维持着岛上这支小部队必要的军心士气,让我们知道朝廷没有放弃对这里的管辖,也让士兵们看到,虽然补给艰难,但依然可以持续到达,战后的奖赏和抚恤仍有希望获得,这对我维持岛上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如此充裕的空闲时间,让我有空从头回忆一下我的过往,并写下来,要不我真的怕自己哪天可能就想不起来了。 记得我年少时是直隶保定府新城县乡下的一个书生,那时南有长毛,北有捻子,四方扰攘不休,于是家父聚集了族人,佃户,乡党,仆役数十人,共筑一座土寨居住,备下刀矛弓弩,以求自保,多年过去,不时有土匪危害乡里,因攻寨不下而败走的。 我因此得以安心读书,指望以后科举入仕,延续家世功名。 同治六年,我时年20出头,在县里考取了秀才,不多时就有媒人主动上门给说了一门亲事,月余后就过门完婚,家父因此颇为得意,在村里宴请乡民,摆酒庆贺。 生活看起来一切都向好时,突然就大难临头了。 一天晚上,一伙约有百来号人的大队人马突然冲到寨门口,自称是捻军某营的分部,前来借粮。 火把映照间,庄里有壮丁认得,来者不是真贼,而是县里多次悬赏捉拿不到的一路悍匪,不想竟猖獗至此。 土墙上下正喊话间,贼人见庄内不肯就范,便抬巨木撞门。 ...